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安全方面頻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舉措▩▩◕，促進中國的安全能力不斷增強▩▩◕，在國際安全領域也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安全理念方面▩▩◕，中國相繼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亞洲新安全觀₪₪、亞太安全觀等理念▩▩◕，在安全環境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安全維護手段等方面實現了變革與創新•↟。對於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而言▩▩◕，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能僅僅侷限在經濟領域有所作為▩▩◕，在安全領域也需要迎頭趕上•↟。如何實現在安全領域的有所作為▩▩◕，安全觀的創新是首要的•↟。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國家安全觀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實現了對新中國國家安全觀的繼承與發揚•↟。回顧新中國70年來國家安全觀的演變歷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演變邏輯和當前安全觀的創新及其價值▩▩◕，也對未來如何更好地實現總體國家安全觀有所啟示•↟。

　　一 國家安全觀的概念辨析

　　安全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焦點話題之一▩▩◕，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在過去很長時段▩▩◕，安全經常被用來證明暫停公民自由₪₪、發動戰爭和大規模重新分配資源等重大舉措的正當性•↟。從古至今▩▩◕，對於安全的追求成為國際關係演變的重要動力之一•↟。安全既可以指行為體認知處於沒有威脅的心理狀況▩▩◕，也可以指行為體所處的環境是沒有危害存在的狀態•↟。安全既包含客觀狀態▩▩◕，也涉及主觀認知▩▩◕，因而安全觀具有重要影響•↟。在國際關係中▩▩◕，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通常會促成錯綜複雜的安全關係▩▩◕，而不同的安全觀對於安全互動具有重要影響•↟。

　　何謂國家安全觀▩▩◕，主要涉及安全的保護物件和實施主體₪₪、安全威脅的來源₪₪、安全涉及的領域以及安全實現的方式和手段等問題•↟。有學者關注安全政策的決策者▩▩◕，認為國家安全觀是指國家的執政者₪₪、參政者等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觀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體系▩▩◕，包括執政者₪₪、參政者等對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和威脅的評估₪₪、判斷以及選擇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和手段•↟。也有學者認為“安全觀念”包括錯綜複雜的“安全觀”“安全思維”“安全認識”“安全認知”等概念▩▩◕，對此需要區分安全觀₪₪、安全思維等概念•↟。安全觀具有三個特點☁↟：一是相對性和暫時性；二是雙向互動性▩▩◕，即安全觀是行為體與其他行為體或所處國際環境的相互建構₪₪、相互變化；三是競爭性和危險性•↟。儘管學者對於國家安全觀的界定基於不同視角存在差異▩▩◕，但安全觀基本包括安全環境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和安全維護手段三個方面▩▩◕，形成了國家對於從安全威脅認知到安全威脅應對的整體認知•↟。

　　時代變遷▩▩◕，安全觀也不斷演變•↟。對於安全觀的分類▩▩◕，目前主要存在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觀；傳統安全觀₪₪、過渡型安全觀₪₪、新安全觀等多種型別•↟。也有學者基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將安全觀分為現實主義安全觀₪₪、自由主義安全觀和建構主義安全觀•↟。劉躍進則認為▩▩◕，可以從認識主體₪₪、認知客體₪₪、歷史階段₪₪、基本觀點四個角度對國家安全觀進行分類•↟。傳統安全觀被認為受到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影響▩▩◕，主要聚焦于軍事權力鬥爭▩▩◕，所關注的根本問題是戰爭和戰爭威脅•↟。周丕啟認為▩▩◕，“傳統安全觀主要有四個特點▩▩◕，一是認為安全是可分離的▩▩◕，國家安全具有獨立性▩▩◕，只能依靠自助實現；二是安全領域存在零和競爭；三是安全是狹窄的▩▩◕，僅侷限於軍事領域；四是安全感是建立在‘相對’的基礎上•↟。”從安全主體間的關係來看▩▩◕，傳統國家安全觀認為國家在安全問題上總是處在“安全困境”•↟。

　　20世紀70年代開始▩▩◕，伴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和維護安全的模式不斷髮生改變▩▩◕，非傳統安全觀念也逐漸形成•↟。與傳統安全觀相比▩▩◕，非傳統安全觀對於安全的性質及其實現方式存在截然不同的認知•↟。“非傳統安全觀認為▩▩◕，一是安全是普遍性的▩▩◕，是一種多邊性質的安全•↟。一國的安全與其他國家的安全不無關係；二是安全是合作性的▩▩◕，安全並無明顯的敵方▩▩◕，獲取安全的方式是合作而非競爭或對抗；三是安全是綜合性的▩▩◕，不僅僅侷限於軍事領域▩▩◕，而是擴大到了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和社會問題等多方面；四是安全感的獲得重點是透過一定的組織₪₪、機制和制度建設▩▩◕，而不是依靠實力的對比•↟。”總體來看▩▩◕，非傳統安全觀相對於傳統安全觀而言實現了擴充套件▩▩◕，顯著體現在安全的威脅₪₪、物件₪₪、主體₪₪、領域和實現方式等方面•↟。對於安全觀型別▩▩◕，也主要依據這幾個方面進行區分▩▩◕，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把握安全觀的影響因素及其演變規律•↟。

　　安全觀並非靜態▩▩◕，而導致國家安全觀發生演變的原因相對多元複雜•↟。李小華認為▩▩◕，戰略文化₪₪、威脅平衡₪₪、意識形態和國際結構四個要素決定了安全觀的變化方向與速度•↟。周琪等則認為▩▩◕，國家實力₪₪、國際地位₪₪、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歷史經驗以及地緣條件等是導致國家安全觀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相對而言▩▩◕，國際體系₪₪、國家利益₪₪、地緣政治₪₪、戰略文化和安全實踐是影響國家安全觀的主要因素•↟。國際體系是國家安全觀演變的主要動力之一•↟。國際體系反映了國家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影響著國家的安全認知與戰略選擇•↟。在不同的國際體系當中▩▩◕，由於所受到的體系壓力存在差異▩▩◕，國家採取的安全戰略也不盡相同•↟。安全利益是國家的首要利益▩▩◕，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國家安全觀的構建過程中▩▩◕，生存安全的核心需求難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往往決定了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也是影響國家安全觀的自然因素•↟。國家的地理位置₪₪、形狀與周邊等地緣政治因素對於其安全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戰略文化也是影響國家安全觀的重要因素▩▩◕，在國家安全戰略制定過程中發揮戰略文化的導向作用▩▩◕，這在很多國家都有所體現•↟。不過▩▩◕，目前及將來也更需要考慮戰略文化面臨的變革▩▩◕，因為通訊科技及網路的發展在不斷衝擊國家主權及地理上的文化邊界•↟。當然▩▩◕，國家安全觀與安全實踐也會相互影響▩▩◕，安全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安全觀演變的重要影響因素▩▩◕，國家安全觀的確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以往安全實踐經驗的影響•↟。

　　簡而言之▩▩◕，國家安全觀涉及國家對於自身所處安全環境的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和安全維護手段三方面•↟。國家安全觀對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導意義▩▩◕，形成了環境認知₪₪、利益確定和戰略應對的程式•↟。國家安全觀並非靜止不變▩▩◕，而是基於內外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演變▩▩◕，這也成為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重要動力•↟。

　　二 新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演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內外安全環境的改變和自身安全需要的調整▩▩◕，國家安全觀也不斷演變▩▩◕，形成了從以政治安全為核心₪₪、軍事安全為主要手段的傳統安全觀▩▩◕，向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合作對話為手段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轉變•↟。基於對安全環境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安全維護手段三個方面的分析▩▩◕，可以比較清晰地發現新中國安全觀呈現三個階段的演變•↟。

　　（一）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傳統安全觀為主導

　　自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家安全觀是典型的傳統安全觀•↟。在安全環境研判方面認為存在嚴重的內憂外患▩▩◕，將政治安全視為核心▩▩◕，以軍事安全作為主要維護手段▩▩◕，國家花費大量資源投入軍事力量建設•↟。

　　1. 內憂外患的安全環境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安全環境堪憂•↟。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國際矛盾更是體現為社會制度競爭▩▩◕，兩種制度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也成為戰爭的根源所在•↟。毛澤東認為▩▩◕，“只要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就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起來革命”•↟。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安全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內憂外患•↟。國內政局不穩▩▩◕，國民黨的殘餘勢力活動不斷▩▩◕，且有外部敵人實力援助▩▩◕，企圖顛覆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與此同時▩▩◕，外部面臨著複雜的國際形勢▩▩◕，意識形態的對立與朝鮮戰爭中中美關係的交惡▩▩◕，使得美國對中國採取敵視態度▩▩◕，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威懾的全面遏制戰略•↟。在內憂外患的國家安全環境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認為“戰爭與革命”是時代的主題且戰爭無法避免▩▩◕，形成了以政治安全為核心₪₪、軍事安全為主要手段的傳統安全觀•↟。

　　2.以政治安全為核心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於新生的政權而言▩▩◕，維護政治安全是核心目標•↟。考慮到當時中國所處的安全環境▩▩◕，對政治安全的威脅主要是外部的軍事入侵和內部的反對勢力▩▩◕，國家安全的主要目標是預防來自外部的軍事入侵▩▩◕，保證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政權穩定•↟。因而軍事安全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首要手段▩▩◕，其他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等服從於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基於增強軍事安全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在國內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建設▩▩◕，在國際上則尋求結盟來增強國際安全•↟。在國家安全力量建設方面▩▩◕，面對以美國為首的敵對力量的安全威脅▩▩◕，中國不僅始終重視軍事力量建設▩▩◕，還在應對美國威懾（特別是核威懾）時實施“三線”建設₪₪、研製核武器•↟。對外則是依靠與蘇聯等國家的合作▩▩◕，為維護本土安全和周邊安全▩▩◕，甚至不惜採取戰爭手段•↟。

　　3.傳統安全觀的實踐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在“戰爭與革命”不可避免的戰略判斷指引下▩▩◕，將軍事手段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有力手段▩▩◕，不僅保障了新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周邊安全環境•↟。首先▩▩◕，軍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得到高度重視▩▩◕，軍事力量建設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得到了財政的大力支援▩▩◕，1949~1956年▩▩◕，軍費開支佔財政支出的比例平均為35%；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軍費開支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都在20%左右•↟。武器研製方面▩▩◕，原子彈和氫彈的相繼問世也為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利器•↟。其次▩▩◕，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不惜採取戰爭方式•↟。中國先後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以及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在國家核心利益受損的情況下▩▩◕，中國不惜採取戰爭方式▩▩◕，以保障國家安全•↟。最後▩▩◕，在國際安全合作方面▩▩◕，中國能夠較為靈活地與一些國家開展安全合作或結盟•↟。

　　總體而言▩▩◕，戰爭不可避免的觀念自新中國成立就長期存在▩▩◕，維護政治安全成為首要目標▩▩◕，軍事力量發展被視為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為了國家安全可以結盟和付諸戰爭方式▩▩◕，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傳統安全觀的顯著體現•↟。不過由於軍事投入超過了國家的財政能力▩▩◕，也引發了國家經濟發展因安全問題受限的困難•↟。

　　（二）改革開放後至中共十八大☁↟：逐步形成的非傳統安全觀

　　改革開放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開▩▩◕，歷經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的發展▩▩◕，中國逐漸形成了“非傳統安全觀”（新安全觀）•↟。從鄧小平時期開始▩▩◕，中國基於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的判斷▩▩◕，推動了中國國家安全觀的轉變▩▩◕，促進了非傳統安全觀的逐漸形成與發展•↟。

　　1．鄧小平時期☁↟：經濟成為安全的核心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蘇關係開始出現緩和▩▩◕，中美關係實現重大改善▩▩◕，加之中國領導人發生變更▩▩◕，中國對國際環境的判斷髮生了深刻改變▩▩◕，“戰爭可以避免”觀念不斷髮展•↟。鄧小平認為▩▩◕，“和平與發展”超越“戰爭與革命”成為新的時代主題•↟。他明確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自此▩▩◕，中國由以政治安全為核心的傳統安全觀開始向更具綜合性的非傳統安全觀轉變•↟。

　　在安全內容認知方面實現了“政治安全”為核心向“經濟安全”為主的重大轉變•↟。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此後▩▩◕，經濟發展作為新時期安全觀的核心內容▩▩◕，國防₪₪、外交等逐漸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不過其前提條件是國家主權和安全得到基本維護•↟。

　　在安全維護手段方面▩▩◕，鄧小平傾向於對話與合作▩▩◕，體現了慎武的態度•↟。一是在軍事力量建設中保持克制•↟。中國開始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對國防開支進行了限制▩▩◕，採取了裁減軍隊的做法▩▩◕，以便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國家經濟建設當中•↟。這一時期國防經費比重明顯下降▩▩◕，軍費佔國家財政開支的比例由1978年的15%下降到1990年的9%左右▩▩◕，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到1990年的1.55%▩▩◕，下降幅度明顯•↟。二是在與其他國家的爭端中慎用武力▩▩◕，儘可能採取和平方式•↟。中國與周邊國家不斷透過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端▩▩◕，針對香港和澳門提出了“一國兩制”的解決辦法•↟。但在面對危及國家生存與安全問題時▩▩◕，也堅決採取強硬的手段▩▩◕，顯著體現為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三是這一時期對政治安全依舊高度重視•↟。在國際形勢激變₪₪、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的情況下▩▩◕，“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鮮明地體現了對政治安全的重視▩▩◕，鄧小平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在國際安全方面▩▩◕，中國逐漸確立了“不結盟”政策▩▩◕，為了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中國不與任何大國結盟▩▩◕，堅定地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與此同時▩▩◕，中國更加註重參與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鄧小平指出☁↟：“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由此可見▩▩◕，鄧小平時期的中國國家安全觀在安全威脅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安全手段等方面都進行了較大的調整▩▩◕，以順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戰略重心轉移▩▩◕，中國的安全觀也更加具有綜合性•↟。

　　2．江澤民時期☁↟：互信協作成為追求安全的主要手段

　　江澤民時期▩▩◕，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極其複雜•↟。首先▩▩◕，國際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冷戰結束導致兩極格局解體▩▩◕，“一超多強”國際格局不斷呈現動態調整態勢•↟。其次▩▩◕，國際安全形勢更趨複雜▩▩◕，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增加▩▩◕，區域性衝突和內戰不斷•↟。最後▩▩◕，資訊革命帶來了軍事技術和軍事戰略的革新•↟。國內安全環境也趨向複雜•↟。一是“臺獨”等問題不斷顯現▩▩◕，嚴重危及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二是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髮展▩▩◕，西方的各種思潮也不斷進入中國▩▩◕，其中不乏和平演變的企圖•↟。總體而言▩▩◕，江澤民時期的國內外安全環境極其複雜▩▩◕，多重安全問題凸顯•↟。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總體和平₪₪、區域性戰爭▩▩◕，總體緩和₪₪、區域性緊張▩▩◕，總體穩定₪₪、區域性動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態勢•↟。

　　在安全環境的判斷方面▩▩◕，中國認為世界的主題仍是“和平與發展”▩▩◕，國際格局的大勢沒有改變•↟。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江澤民指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發展需要和平▩▩◕，和平離不開發展•↟。但也不能忽視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對於和平與發展的威脅•↟。在安全內容認知方面▩▩◕，中國更加註重包括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等在內的綜合安全•↟。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到了“國家經濟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對非傳統安全的關注增加•↟。對於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國家安全問題除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之外▩▩◕，還有經濟安全₪₪、環境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一系列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還順應時代形勢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各國應透過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在安全手段方面▩▩◕，中國儘可能透過和平₪₪、合作的方式來實現安全•↟。中國也更加註重軍事質量提升▩▩◕，再次實施裁軍•↟。與此同時▩▩◕，中國繼續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的軍費開支佔財政開支的比例不斷降低▩▩◕，基本保持在7%~9%左右▩▩◕，而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1%~1.5%之間（如1997年軍費支出數為813億元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03%▩▩◕，其比例為新中國歷史上的最低）▩▩◕，使得國家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經濟建設當中•↟。

　　在前一代領導人的國家安全觀的基礎上▩▩◕，江澤民同志明確提出了新安全觀的核心與內容▩▩◕，在極其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安全環境下▩▩◕，從多種安全利益考慮▩▩◕，積極裁軍₪₪、發展經濟₪₪、融入世界和平與發展潮流▩▩◕，為中國建立健全綜合安全觀▩▩◕，推動國家和世界和平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3．胡錦濤時期☁↟：新安全觀的發展

　　進入21世紀後▩▩◕，“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加速調整▩▩◕，其中“中國崛起”非常矚目•↟。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被許多西方國家視為“威脅”•↟。“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論調甚囂塵上▩▩◕，中國面臨著更為巨大的外部安全壓力•↟。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區域性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與此同時▩▩◕，所謂“疆獨”“藏獨”“臺獨”等分裂活動內外聯動▩▩◕，嚴重擾亂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在此安全背景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推動了新安全觀的發展•↟。首先▩▩◕，在安全環境的判斷上依然肯定“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保持警惕▩▩◕，中國主要戰略目標是對內求發展₪₪、求和諧▩▩◕，對外求合作₪₪、求和平•↟。其次▩▩◕，在安全內容認知方面對非傳統安全的重視顯著增加▩▩◕，糧食安全₪₪、氣候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金融安全等不斷進入中國安全的視野•↟。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強調▩▩◕，是中國政府對於安全內容的深刻認識•↟。最後▩▩◕，在安全手段方面▩▩◕，胡錦濤時代將新安全觀中的“合作”改為“協作”▩▩◕，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尋求實現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所在•↟。在國際安全合作方面▩▩◕，中國依然堅持不結盟政策▩▩◕，但對國際安全合作的態度更加積極•↟。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不斷促進國際熱點和地區衝突的解決▩▩◕，為維護世界和平₪₪、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重要作用•↟。

　　胡錦濤時期的國家安全觀（新安全觀）基於國際環境和中國國家安全實力的雙重變化▩▩◕，更加註重綜合安全和國際安全合作▩▩◕，在保障自身國家安全的基礎上▩▩◕，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三）中共十八大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確立

　　在繼承前四代領導集體的國家安全觀核心思想後▩▩◕，面對愈加複雜的國內外安全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2014年4月▩▩◕，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相對於以往的非傳統安全觀而言▩▩◕，總體安全觀的內容認知更加豐富▩▩◕，涉及的領域更加廣泛•↟。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是中國國家安全觀的重要變革▩▩◕，實現了內外安全₪₪、國土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發展與安全₪₪、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等多重統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中國還提出了“亞洲新安全觀”和“亞太安全觀”•↟。相對於總體國家安全觀對內外安全的統籌而言▩▩◕，“亞洲新安全觀”等主要用於指導國際安全合作•↟。

　　2014年5月▩▩◕，習近平在亞信峰會上首次向國際社會闡述了“亞洲新安全觀”•↟。“亞洲新安全觀”是對新安全觀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繼承與發展▩▩◕，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洲新安全觀”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其秉持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理念既包括對亞洲安全的全新理解▩▩◕，也包括了對實現亞洲安全的目的₪₪、手段₪₪、方式的思考•↟。共同安全是目的•↟。共同安全即意味著安全是不分彼此₪₪、不分強弱₪₪、不分貧富▩▩◕，所有國家都應該共同享有•↟。綜合安全是內容•↟。綜合安全要注意到安全問題的多樣性₪₪、多元性▩▩◕，不能僅關注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合作安全是手段•↟。“合作安全要求透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增進戰略互信▩▩◕，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解決亞洲的諸多安全問題▩▩◕，首先需要亞洲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合作▩▩◕，與此同時▩▩◕，亞洲安全的實現也離不開與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和地區的合作•↟。可持續安全是目標•↟。可持續安全注重安全的階段性₪₪、長遠性▩▩◕，體現了發展安全的理念•↟。可持續安全就是要實現安全與發展的良性互動₪₪、相互促進•↟。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保發展•↟。

　　“亞洲新安全觀”的提出對於中國的安全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015 年釋出《中國國防白皮書》▩▩◕，將亞洲新安全觀寫入白皮書▩▩◕，提出中國軍隊堅持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安全觀•↟。在2016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香山論壇上▩▩◕，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提出要逐步構建亞太地區安全新架構▩▩◕，構建亞太安全新架構應以新安全理念為指引▩▩◕，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2017年1月▩▩◕，中國政府釋出《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亞太安全理念▩▩◕，指出中國的亞太安全理念是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這一安全觀順應全球化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紮根於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序▩▩◕，匯聚了地區國家的智慧和共識▩▩◕，體現了各方合作應對安全挑戰的迫切需求▩▩◕，為亞太安全合作開闢了新的廣闊前景•↟。2019年7月▩▩◕，中國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再次肯定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理念對於地區安全合作的積極意義•↟。

　　“亞洲新安全觀”立足於促進亞洲各國凝聚安全觀念共識▩▩◕，但更為重要的是將安全觀念落實到安全合作的實踐當中•↟。亞洲新安全觀的提出主要針對亞洲的安全合作▩▩◕，其影響主要體現在融合觀念₪₪、整合機制₪₪、促進合作三個方面•↟。不過▩▩◕，“亞洲新安全觀”從理念轉化為行動需要基於亞洲歷史經驗的規範框架和制度安排▩▩◕，採取大國協調等方式•↟。知易行難▩▩◕，如何將亞洲新安全觀逐漸落實到亞洲乃至全球安全合作當中▩▩◕，還需要在融合安全理念₪₪、協調安全機制₪₪、解決安全問題等方面積極地努力與探索•↟。

　　三 新時代國家安全觀創新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安全觀的演變▩▩◕，可以發現中國安全觀實現與時俱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執政以來▩▩◕，順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在安全觀方面不斷創新▩▩◕，體現在安全環境認知₪₪、安全內涵革新₪₪、安全維護手段多元等方面•↟。

　　（一）安全環境認知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安全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這體現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刻演變▩▩◕，全球和地區性安全問題持續增多▩▩◕，中國國家安全面臨多元複雜的安全威脅和挑戰•↟。在對安全環境的認知方面▩▩◕，中國對國內安全認知更加全面系統▩▩◕，對周邊安全認知更加統籌協調▩▩◕，對於國際安全認知更加註重“中國作為”•↟。

　　1.對國內安全的認知更加全面系統

　　總體國家安全觀首先體現在對於國內安全問題的系統防範與安全機制的健全完善•↟。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保安₪₪、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對於安全問題的認知是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統▩▩◕，其目標是要實現人民安全•↟。2017年2月▩▩◕，習近平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國家安全工作歸根結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群眾安居樂業提供堅強保障•↟。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來看▩▩◕，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態安全等內向型比較明顯▩▩◕，一些安全主要側重國內安全▩▩◕，在國際安全合作中並未提及▩▩◕，體現了對國內安全的全面系統認知▩▩◕，以儘可能地促進人民安全•↟。

　　對國內安全的重視是基於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安全面臨的複雜形勢•↟。首先▩▩◕，“藏獨”“疆獨”“臺獨”“港獨”等分裂勢力在內外勾結的情況下更加隱秘和猖狂▩▩◕，威脅國家政治穩定和主權領土完整•↟。其次▩▩◕，突發暴力恐怖事件增多▩▩◕，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如2013年“4·23”新疆巴楚暴力恐怖事件₪₪、2014年“3·1”雲南昆明火車站暴恐案₪₪、“4·30”新疆烏魯木齊火車南站暴恐事件等•↟。再次▩▩◕，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東西部經濟差距₪₪、城鄉經濟差距仍然很大▩▩◕，貧富分化凸顯▩▩◕，社會不穩定因素更加複雜▩▩◕，社會安全面臨更大的壓力•↟。最後▩▩◕，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不斷增加▩▩◕，資訊保安₪₪、社會安全₪₪、生態安全等問題更加凸顯▩▩◕，中國民眾對於安全需求日益增加•↟。面對日益複雜的國內安全形勢▩▩◕，加強對國內安全的重視很有必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也是順應了這一形勢的要求▩▩◕，符合解決中國進入新時代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的要求▩▩◕，即如何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2. 對周邊安全的認知更加統籌協調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周邊地區更加重視▩▩◕，周邊安全是題中應有之義•↟。在2014年5月的亞信峰會上▩▩◕，習近平提出了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隨後在中國發布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中▩▩◕，進一步明確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並完善地區安全架構▩▩◕，分析了中國與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的關係以及中國與其構建安全合作關係的意願▩▩◕，闡述了中國對於地區熱點問題的立場和主張以及中國參與亞太地區主要多邊機制和地區非傳統安全合作的態度•↟。中國安全的改善與周邊環境密切相關▩▩◕，只有不斷加強周邊地區的安全▩▩◕，才能促進中國安全環境的改善•↟。對於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而言▩▩◕，周邊安全共同體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周邊安全共同體的構建面臨權力競爭₪₪、機制競爭和觀念競爭等主要挑戰▩▩◕，需要循序漸進▩▩◕，從觀念共識到共同行動▩▩◕，其中加強安全觀念的共識是重要一環▩▩◕，這也是中國提出亞洲新安全觀₪₪、亞太安全觀的意義所在•↟。總之▩▩◕，中國對於周邊安全的認知更加統籌協調▩▩◕，注意到周邊安全的複雜性₪₪、差異性和階段性▩▩◕，注重安全與發展的協調•↟。

　　3．對國際安全認知更加註重“中國作為”

　　隨著中國的不斷髮展壯大▩▩◕，中國已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中國的安全也與國際安危更加密切相關▩▩◕，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的雙向互動日益增強•↟。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對於國家安全環境有著更為清晰的認知•↟。

　　首先▩▩◕，國際體系的變革深刻地影響著國際環境•↟。中國認為當前國際力量加速分化組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力量持續上升▩▩◕，戰略力量對比此消彼長₪₪、更趨均衡▩▩◕，國際戰略競爭呈上升之勢▩▩◕，國際安全體系和秩序受到衝擊•↟。其次▩▩◕，地區衝突和區域性戰爭持續不斷▩▩◕，成為影響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對於這些地區的動盪始終保持關切▩▩◕，積極參與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問題₪₪、巴以問題等的解決•↟。再次▩▩◕，非傳統安全問題更加複雜•↟。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不斷蔓延▩▩◕，網路安全₪₪、生物安全₪₪、海盜活動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凸顯•↟。最後▩▩◕，國際軍事競爭日趨激烈▩▩◕，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調整安全戰略₪₪、軍事戰略▩▩◕，調整軍隊組織形態▩▩◕，發展新型作戰力量▩▩◕，搶佔軍事競爭戰略制高點•↟。

　　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深刻揭示中國夢與世界夢₪₪、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同世界和平穩定的內在必然聯絡▩▩◕，強調中國軍隊的發展壯大不僅為中國夢提供戰略支撐▩▩◕，同時也是世界和平穩定的強大正能量•↟。總體而言▩▩◕，總體國家安全觀不是孤立地看待一國的安全▩▩◕，而是從多領域₪₪、多層面地看待國家安全▩▩◕，重視國際安全合作▩▩◕，將“結伴而不結盟”視為實現國際安全的重要路徑▩▩◕，更加註重“中國作為”在國際安全中的積極作用•↟。

　　（二）安全認知內容

　　與以往中國的安全觀相比▩▩◕，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安全內容認知進一步豐富•↟。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這些深刻地體現了新時代的安全內涵•↟。“總體安全觀的關鍵在‘總體’▩▩◕，強調做好國家安全工作的系統思維和方法▩▩◕，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等諸多領域▩▩◕，而且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拓展•↟。”對於總體安全的理解要突出重點安全▩▩◕，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1.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習近平強調▩▩◕，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要始終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這一安全宗旨也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重要體現▩▩◕，是對“人的安全”的更加重視•↟。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是國家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首先▩▩◕，人民對於安全需求的不斷增長對實現人民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在安全方面▩▩◕，人民對於總體安全有著更為全面₪₪、更高層次的需求•↟。其次▩▩◕，國內安全事故和暴恐襲擊事件接連不斷▩▩◕，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加強安全防範尤為必要•↟。最後▩▩◕，經濟增長帶來了空氣汙染₪₪、水汙染等危害人體健康的環境問題▩▩◕，生態安全成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總之▩▩◕，人民安全關係著國家安全的方方面面▩▩◕，人民是國家安全的實踐主體▩▩◕，只有始終堅持將人民安全作為宗旨▩▩◕，才能夯實國家安全的基礎•↟。

　　2. 以政治安全為根本

　　國家政治安全在內容構成上包括國家政治思想安全₪₪、國家政治制度安全₪₪、國家政治活動安全三個部分•↟。“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總體國家安全觀以政治安全為核心▩▩◕，其本質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安全•↟。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它關係到國家的安全與政治穩定•↟。在當前國際思潮日益多元化₪₪、各國聯絡日趨密切的情況下▩▩◕，加強政治安全十分重要•↟。考慮到近年來世界各地頻繁發生“顏色革命”▩▩◕，外部勢力對中國的滲透和“和平演變”從未停息▩▩◕，加強政治安全的關鍵在於增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加強黨對總體國家安全的統籌•↟。維護國家政治安全需要不斷增強政治能力▩▩◕，加強對各種政治風險的預防₪₪、處置▩▩◕，確保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

　　3. 以經濟安全為基礎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維護經濟安全首先要保證基本經濟制度安全▩▩◕，其次要保障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安全•↟。此外還要加強金融安全▩▩◕，確保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的獲取和糧食安全•↟。”簡而言之▩▩◕，經濟安全主要涉及產業安全₪₪、金融安全₪₪、資源安全₪₪、糧食安全等方面▩▩◕，為了實現國家的經濟安全▩▩◕，中國需要創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面對全球經濟治理的諸多困境▩▩◕，中國需要加強對全球經濟₪₪、貿易₪₪、金融等制度的參與▩▩◕，提升中國的制度影響力和話語權▩▩◕，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從國內方面來看▩▩◕，中國需要改善產業結構▩▩◕，縮小地區發展差異▩▩◕，加強金融風險管理機制▩▩◕，加強科技自主能力▩▩◕，進而能夠保障經濟穩定發展▩▩◕，實現經濟安全的內涵式提升•↟。

　　4. 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

　　“軍事安全是國家軍隊事務處於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也就是國家的軍事存在₪₪、軍事力量和軍事活動等不受威脅₪₪、挑戰₪₪、打擊和破壞的客觀狀態•↟。”軍事安全是透過發展軍事力量以保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確保國土安全▩▩◕，加強外部安全•↟。習近平指出▩▩◕，中國要建立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與此同時▩▩◕，加強軍隊思想₪₪、政治₪₪、作風建設▩▩◕，以改革促進軍隊建設是軍事安全的重要手段•↟。文化安全是民族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保持一定獨立▩▩◕，免受外來文化的威脅▩▩◕，大力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建立文化強國•↟。社會安全是構成國家安全的一個史前要素₪₪、原生要素₪₪、傳統要素•↟。“社會安全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係最密切▩▩◕，是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晴雨表▩▩◕，是社會安全的風向標•↟。社會安全要特別注意預防₪₪、減少和化解社會矛盾▩▩◕，妥善處理公共衛生₪₪、重大災害等影響國家安全的突發事件•↟。”總體而言▩▩◕，軍事₪₪、文化和社會安全代表國家安全的各層次需求▩▩◕，它們需要相輔相成▩▩◕，才能保障國家內外基本穩定以及人民幸福的不斷提升•↟。

　　5. 以國際安全為依託

　　國際安全是國家外部安全的重要支撐▩▩◕，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將中國安全與世界安全緊密聯絡起來•↟。首先▩▩◕，國際安全方面需要維護好中國日益擴大的海外利益▩▩◕，增強海外利益維護的安全能力支援•↟。其次▩▩◕，要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中國必須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工作方針•↟。最後▩▩◕，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要履行世界大國的責任與義務▩▩◕，積極參與國際維和▩▩◕，為其他國家提供援助▩▩◕，為世界和平提供安全支援•↟。

　　總之▩▩◕，在國際安全合作方面▩▩◕，中國的態度更加積極▩▩◕，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指導▩▩◕，中國更加積極參與全球安全治理▩▩◕，不斷深化雙邊和多邊安全合作•↟。在反恐₪₪、維和₪₪、緝毒₪₪、軍事援助₪₪、軍事培訓₪₪、軍事演習等諸多領域▩▩◕，中國對國際安全合作的參與更加廣泛和深入▩▩◕，發揮的作用也日益重要•↟。”

　　（三）安全維護手段

　　國家安全因素的多重性和複雜性決定了安全合作手段的多樣化和複合化▩▩◕，總體國家安全觀在原有安全觀的基礎上更具總體性和世界性•↟。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目標是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於如何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主要是對內健全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對外不斷加強國際安全合作•↟。

　　1．完善國家安全體系

　　實現國家的總體安全▩▩◕，關鍵在於加強風險防範•↟。在中共十九大報告和2018年4月召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都多次強調要維護政治安全₪₪、健全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政策₪₪、強化國家安全能力建設₪₪、防控重大風險₪₪、加強法治保障₪₪、增強國家安全意識等方面工作•↟。

　　為了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從頂層設計到群眾基礎▩▩◕，中共十八大以來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在頂層設計方面▩▩◕，2013年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意在加強對國內外安全的全面統籌•↟。國家安全委員會統領國家安全各項安全戰略的制定▩▩◕，有助於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實施更為有力的統領和協調•↟。其次▩▩◕，為了適應新時期國家安全的需要▩▩◕，中國軍隊的領導指揮體制也實行了改革▩▩◕，按照“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強化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和戰略指揮₪₪、戰略管理功能▩▩◕，打破長期實行的總部體制₪₪、大軍區體制₪₪、大陸軍體制▩▩◕，構建新的軍隊領導管理和作戰指揮體制•↟。再次▩▩◕，受國家安全觀革新影響▩▩◕，中國的安全戰略與政策也出現調整•↟。2015年▩▩◕，國家通過了《國家安全戰略綱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在發展和改革開放中促安全▩▩◕，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國家安全戰略綱要》被認為在中國國家安全理論與實踐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開拓意義▩▩◕，也是中國國家安全理論與實踐的一個重要創新•↟。 2017年▩▩◕，中國發布了《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白皮書》▩▩◕，全面系統闡述了中國對於亞太安全合作的態度和主張•↟。2019年釋出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重申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在非傳統安全方面▩▩◕，設立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研究與制定網路安全和資訊化發展戰略•↟。複次▩▩◕，中國不斷健全和完善各種安全立法▩▩◕，加強國家安全法治建設•↟。中國逐步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簡稱《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法》等相關法律的修訂和制定工作•↟。中國更加註重對普通民眾的國家安全教育•↟。2015年7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透過的《國家安全法》規定▩▩◕，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公務員教育培訓體系▩▩◕，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規定每年4月15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最後▩▩◕，中國強調動員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強風險防範•↟。“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要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政治職責▩▩◕，要敢於擔當₪₪、敢於鬥爭▩▩◕，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工作做實做細做好•↟。”

　　2．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

　　實現國家的總體安全離不開國家安全能力的增強•↟。國家安全能力是指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總體能力▩▩◕，主要包括政治能力₪₪、軍事能力₪₪、經濟能力等多方面•↟。一是加強國家政治能力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能力就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域性的能力▩▩◕，就是辨別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駕馭政治局面₪₪、防範政治風險的能力•↟。總體國家安全觀以政治安全為根本▩▩◕，這就需要將加強政治能力放在首位▩▩◕，政治能力的關鍵在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中共十八大以來▩▩◕，透過加強反腐倡廉₪₪、主題教育等多種方式▩▩◕，不斷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二是加強軍事能力建設•↟。為了適應新的國內外變化的要求▩▩◕，中國軍隊也透過全面釋放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效能▩▩◕，增強軍隊的能力建設•↟。“透過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政策制度體系▩▩◕，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有力政策制度保障•↟。”透過軍事能力建設▩▩◕，能夠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三是要加強經濟能力建設•↟。經濟能力是維護國家總體安全的基礎•↟。“基於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中國需要不斷透過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來增強經濟能力•↟。對內不斷深化經濟結構改革▩▩◕，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對外則是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引領經濟全球化朝著正確方向發展•↟。”除了政治₪₪、軍事和經濟能力外▩▩◕，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也需要注意科技₪₪、社會等方面的能力建設•↟。

　　3．推進國際安全合作

　　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逐漸增強和海外利益的不斷拓展▩▩◕，中國的安全與外部環境的關係更加緊密•↟。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也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無論是自身利益維護還是國際責任承擔▩▩◕，中國加強國際安全合作都更有必要•↟。

　　一是中國非常注重國際安全合作的價值•↟。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中▩▩◕，中國倡導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加強國際安全合作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廣泛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積極參與軍控與裁軍等領域事務▩▩◕，為重大問題解決和重要規則制定貢獻中國方案•↟。目前▩▩◕，中國已經成為聯合國維和的主力軍▩▩◕，“中國軍隊的發展壯大不僅為中國夢提供戰略支撐▩▩◕，同時也是世界和平穩定的強大正能量•↟。”在各種地區合作中▩▩◕，中國也注意加強安全合作▩▩◕，比如在周邊地區▩▩◕，中國已多次倡導要加強地區安全合作•↟。如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共同努力已促使上海合作組織成為地區安全合作的典範•↟。中國與歐洲₪₪、非洲₪₪、美洲等國也不斷開展軍事交流▩▩◕，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

　　二是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安全問題的處理•↟。中國積極發揮負責任的大國作用▩▩◕，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先後提出“雙暫停”和“雙軌並行”思路；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主張經過協商一致並得到安理會認可的多邊協議應當得到遵守•↟。中國還積極推動阿富汗₪₪、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問題的政治解決程序•↟。總之▩▩◕，在很多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中▩▩◕，中國都力所能及地發揮積極作用•↟。

　　三是中國更加積極地與其他國家開展安全合作•↟。中國雖然堅持“結伴而不結盟”的政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能與其他國家開展安全合作•↟。近年來▩▩◕，透過軍事交流₪₪、軍事演習等方式▩▩◕，中國與許多國家建立起了更加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使得中國的全球夥伴關係網路的安全支援作用增強•↟。中國迄今已同150多個國家開展軍事交往▩▩◕，在駐外使館（團）設有130個駐外武官機構▩▩◕，116個國家在中國設立武官處▩▩◕，同4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防務磋商對話機制54項▩▩◕，以此推動構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新型安全夥伴關係•↟。

　　四是中國注重妥善處理與其他國家可能引發軍事衝突的矛盾•↟。在釣魚島₪₪、南海爭端等問題上▩▩◕，中國堅持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也盡力尋求與相關爭端方透過對話協商解決矛盾•↟。中國把管控分歧₪₪、增進互信作為維護周邊穩定的重要內容▩▩◕，透過緩和與其他國家的安全衝突▩▩◕，可以改善中國的安全環境▩▩◕，也有助於推進地區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四 中國國家安全觀演變的經驗與啟示

　　回顧新中國70年國家安全觀的演變▩▩◕，歷經安全實踐的錘鍊▩▩◕，已經形成了一些基本經驗▩▩◕，主要體現在安全環境研判要考慮內外因素並注重其聯動性₪₪、堅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線和安全維護手段以和為貴₪₪、文攻武備•↟。

　　一是對於安全環境的研判要考慮到內外因素並注重聯動性•↟。作為一個周邊鄰國眾多的國家▩▩◕，中國的安全環境與外部因素密切相關•↟。從新中國國家安全觀中的外部安全環境的研判來看▩▩◕，具有一定的層次性•↟。首先▩▩◕，分析中國面臨外部軍事入侵的威脅▩▩◕，以便確保國土安全•↟。在任何時刻▩▩◕，中國都非常注重外部軍事安全威脅▩▩◕，由於近代以來飽受外敵入侵的痛苦經歷▩▩◕，“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觀念非常強烈•↟。其次▩▩◕，逐漸關注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外部安全環境•↟。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髮展▩▩◕，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外部資源不斷增加▩▩◕，確保一些重要資源的獲取和開放性經濟的維持需要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再次▩▩◕，基於對海外利益的維護需要▩▩◕，中國對於外部安全環境的範圍₪₪、領域等也不斷拓展•↟。最後▩▩◕，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對於國際安全治理的參與更加積極▩▩◕，也更加關注外部安全環境的各種影響因素•↟。

　　與此同時▩▩◕，中國對內部安全環境的重視也逐漸增強•↟。首先▩▩◕，內部安全首要考慮政權安全▩▩◕，政權安全是內部安全的關鍵▩▩◕，要防範各種政權顛覆和“顏色革命”的風險•↟。其次▩▩◕，對於經濟安全的要求日益增加•↟。經濟發展是解決國內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鑰匙•↟。最後▩▩◕，人民安全是核心▩▩◕，但人民安全與其他安全的實現程度密切相關▩▩◕，因而人民安全具有較強的彈性•↟。對人民安全的日益重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對於“人民”作為安全主體的日益重視▩▩◕，使得人民安全成為國家戰略的優先事項▩▩◕，具有很強的國內政治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對安全環境進行分析時非常注重內外安全的聯動性▩▩◕，並且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互動的密切加深▩▩◕，中國更加註重內外安全環境的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

　　二是堅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線▩▩◕，實現國家安全需求的穩定增長•↟。從新中國安全觀的演變來看▩▩◕，安全需求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在固守國土安全₪₪、政權安全的核心安全需求底線的基礎上▩▩◕，中國的安全需求逐漸拓展到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文化等諸多領域▩▩◕，實現從傳統安全領域擴充套件到了非傳統安全領域•↟。安全需求的增長是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對安全狀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體現了安全主體從“國家”“政府”向“個人”的拓展•↟。當安全主體由“國家”或“政府”拓展到“個人”▩▩◕，對於軍事安全還是經濟安全的重視程度也會有所改變▩▩◕，隨之改變的還有安全維護手段的軍事性還是經濟性₪₪、武力還是和平方式等•↟。我們應注意到這種“安全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國家實現安全的難度▩▩◕，對安全統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國家投入更多的資源▩▩◕，強化各種安全能力•↟。對於中國的生存與發展而言▩▩◕，國土安全和政權安全是底線所在▩▩◕，基於此才能更好地實現人民安全的各種需求•↟。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由生存利益轉變為發展利益▩▩◕，國家安全觀也需要順應形勢進行調整•↟。隨著國家戰略能力的增強▩▩◕，為了更好地實現“人民安全”▩▩◕，還需促進國家安全需求的穩定增長•↟。

　　三是安全維護手段堅持以和為貴▩▩◕，但不放棄使用武力▩▩◕，謀求文攻武備•↟。在新中國的安全觀當中▩▩◕，一直秉持慎用武力的態度•↟。從中國的安全實踐來看▩▩◕，使用武力來維護國家安全的頻率有所下降▩▩◕，這實際上與中國國家安全觀中對安全手段的認知演變有關•↟。在非常惡劣的國際安全環境當中▩▩◕，面臨國土安全和政權安全的嚴重威脅▩▩◕，中國更有可能採用比較強硬的軍事手段•↟。“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是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鋼鐵長城▩▩◕，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不過▩▩◕，隨著中國安全環境的逐漸改善▩▩◕，中國也越來越傾向於採取和平手段•↟。總體來看▩▩◕，中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時堅持“以和為貴”▩▩◕，不過一旦國家核心安全受損▩▩◕，也不惜採取武力方式▩▩◕，文攻武備一直都存在於新中國的安全觀當中•↟。隨著中國安全內容認知的拓展▩▩◕，安全維護手段也應該多樣化•↟。不過採用何種安全維護手段既需要考慮到中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的總體情況▩▩◕，也需要考慮具體安全威脅的妥善應對之策•↟。隨著中國所面臨的軍事安全威脅減少▩▩◕，軍事手段對於各種安全需求也並非萬能鑰匙▩▩◕，中國對於軍事力量建設的投入也明顯減少▩▩◕，但這並不意味著安全維護手段的削弱▩▩◕，而是需要考慮到其他安全維護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滿足各種安全需求•↟。

　　回顧新中國70年國家安全觀演變的歷程▩▩◕，在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中國製定了相對合理的安全戰略▩▩◕，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安全•↟。展望未來▩▩◕，其重要啟示在於中國的國家安全觀要注重安全需求與安全能力之間的平衡▩▩◕，將安全能力建設視為至關重要的任務▩▩◕，不斷促進安全維護手段的多樣性和靈活性•↟。

　　一是國家安全觀需要注重安全需求與安全能力之間的平衡•↟。作為國家安全實踐的指導理念▩▩◕，安全觀並非憑空產生▩▩◕，既需要考慮到國家安全的實際需求▩▩◕，又需要考慮到國家安全能力▩▩◕，這樣才能形成相對務實的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需求是國家在某一階段基於自身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狀況▩▩◕，確立國家穩定與發展所需的安全條件•↟。一般而言▩▩◕，國家安全需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需要考慮到權力與安全之間存在的“安全曲線”▩▩◕，即安全與權力並非同比例增長•↟。過高的安全需求會導致安全資源的不足或者超負荷投入▩▩◕，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反之▩▩◕，如果安全需求過低▩▩◕，則會導致國家安全處於不穩定狀態▩▩◕，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如何確立合理的國家安全需求▩▩◕，需要考慮與國家安全能力之間的平衡•↟。國家安全能力是指能夠滿足國家安全需求的總體能力▩▩◕，對內主要是指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等能力▩▩◕，對外則是國際安全合作與交往能力•↟。只有實現國家安全需求與安全能力之間的平衡▩▩◕，國家安全觀才能更好地指導國家安全實踐▩▩◕，實現可持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

　　二是安全能力建設至關重要▩▩◕，需要遵循內外共建的思路•↟。安全需求的滿足與安全能力密不可分•↟。踐行國家安全觀▩▩◕，關鍵還是依靠國家安全能力•↟。國家安全能力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而不僅僅是依靠國家的軍事能力建設•↟。一般而言▩▩◕，國家安全能力以軍事能力為核心▩▩◕，輔之以政治能力₪₪、經濟能力和國際交往能力•↟。國家的軍事能力建設是防止外敵入侵₪₪、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後盾▩▩◕，也是國家進行軍事威懾的重要工具•↟。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軍事能力建設主要依靠自身力量▩▩◕，透過不斷加強軍事裝備研發₪₪、軍事指揮系統革新▩▩◕，不斷增強軍隊的戰鬥能力•↟。國家的政治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指揮中樞▩▩◕，對於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政治能力的強弱會影響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與落實▩▩◕，進而也關乎國家安全的實現程度•↟。經濟能力是國家實現安全的物質基礎▩▩◕，也是制約國家軍事能力建設的戰略資源•↟。對於國家的財政開支而言▩▩◕，軍事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被稱為“大炮與黃油”▩▩◕，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衝突性•↟。軍事開支的增長會抑制經濟發展▩▩◕，實現軍事能力與經濟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合理的資源分配▩▩◕，這就需要保持軍費開支佔國家財政開支的合理比例•↟。從新中國70年的歷程來看▩▩◕，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軍費開支佔財政開支的比例高達41.18%；在和平年代▩▩◕，這一比例保持在相對合理的10%以下•↟。由於國家安全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因而實現國家安全還有賴於國家的國際交往能力▩▩◕，中國堅持“結伴不結盟”▩▩◕，也缺少海外軍事基地▩▩◕，這就意味著維護日益增長的海外利益▩▩◕，需要中國與其他國家加強安全合作₪₪、政治交往▩▩◕，形成相對有效的全球安全夥伴關係網路•↟。

　　三是安全維護手段需要多樣性₪₪、靈活性•↟。安全手段是最終實現國家安全的重要途徑▩▩◕，保持安全手段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有助於國家應對各種不同的安全威脅•↟。安全手段具有多樣性▩▩◕，包括軍事演習₪₪、軍事合作₪₪、軍事威懾和戰爭等軍事相關方式▩▩◕，在軍事領域之外▩▩◕，國家也可以透過政治₪₪、外交₪₪、經濟等方式來實現國家安全•↟。不同的安全維護手段各有利弊▩▩◕，成本—收益也不盡相同•↟。對於國家安全維護而言▩▩◕，安全手段的多樣性使得國家能夠根據安全威脅的強弱選擇不同的安全手段▩▩◕，形成相對科學的安全手段序列•↟。過於單一的安全維護手段容易使國家陷入被動局面•↟。與此同時▩▩◕，安全維護手段也需要根據國家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的變化而保持必要的靈活性•↟。

　　五 結語

　　國家安全觀是國際行為體在對自身所處的國際₪₪、國內安全環境的判斷下▩▩◕，基於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實現所形成的指導國家安全實踐的思想•↟。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家安全觀隨著內外安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本文主要基於安全環境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安全維護手段三個方面探討了新中國70年來國家安全觀的演變▩▩◕，歸納了中國國家安全觀演變的基本經驗和重要啟示▩▩◕，有助於未來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制定的更加科學合理•↟。

　　總體來看▩▩◕，中國的國家安全觀經歷安全主體日趨多元₪₪、安全內容認知日益豐富₪₪、安全維護手段逐漸增加▩▩◕，形成了相對全面系統的國家安全觀•↟。當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國內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更加複雜多變的內外環境▩▩◕，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這種複雜形勢•↟。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相對全面₪₪、系統₪₪、可持續的國家安全觀•↟。作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中國對內建立和完善國家安全體系₪₪、不斷增強安全能力建設；對外積極參與國際安全治理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新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演變在安全主體上體現了由“國家安全”“政權安全”向“人民安全”的延伸•↟。總體趨勢是對人民安全更加重視▩▩◕，這既是“以人為本”思想的顯著表現▩▩◕，也契合了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解決•↟。儘管與西方“人的安全”的觀念有所不同▩▩◕，但也可以借鑑其一些有益方法▩▩◕，加強安全風險的防範▩▩◕，強化社會安全維護能力的建設▩▩◕，適應安全主體轉變和安全內容拓展的現實需要▩▩◕，更好地促進人民安全的實現•↟。

　　新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演變在安全內容認知上日益豐富▩▩◕，由最初的主要關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向非傳統安全拓展•↟。目前▩▩◕，總體國家安全觀涉及的領域更是前所未有的廣泛▩▩◕，其包含的國家安全基本構成要素眾多▩▩◕，總體性內容也不斷擴充套件▩▩◕，這就考驗著國家的安全能力是否能夠滿足總體國家安全觀所確立的安全需求•↟。因而需要對總體安全適當地進行分層▩▩◕，確立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線▩▩◕，關注不同層次安全需求應具備的安全能力匹配和安全維護手段的差異•↟。與此同時▩▩◕，總體國家安全觀與亞洲新安全觀₪₪、亞太安全觀既有聯絡也有區別▩▩◕，在安全內容認知上不乏分歧•↟。相對而言▩▩◕，總體國家安全觀更加突出安全內容▩▩◕，而亞洲新安全觀₪₪、亞太安全觀更加強調安全合作方式▩▩◕，兩者所涉及的安全內容並不一致▩▩◕，這會對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安全合作造成一定的困擾•↟。

　　新中國的國際安全合作需要更加註重安全維護手段•↟。當前及未來很長時間▩▩◕，中國安全需求和安全能力與外部因素更加密切相關▩▩◕，這就對安全的內外互動與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中國的海外利益不斷增長與安全維護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另一方面▩▩◕，中國需要探索在堅持“結伴不結盟”的原則下如何增強國際安全能力•↟。此外▩▩◕，對於中國這樣日益成長的全球性大國而言▩▩◕，增強國際安全影響至關重要▩▩◕，中國需要積極探索如何實現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之間的平衡▩▩◕，透過增加國際安全公共產品和國際安全合作▩▩◕，不斷增強中國國際安全影響力•↟。